从最开始的那一批奋进号上的手下，再到后面越来越多的新加入的部下们，赵学宁本人就是他们最初的老师。
赵学宁给他们讲述华人下南洋艰辛的发展历史，讲述华人在南洋地区几百年来的生存遭遇，讲述曾经的辉煌和更多的耻辱，讲述他们被数次大屠杀屠戮的事实与背后的缘由。
无外乎不太懂政治，不怎么团结，只知道积累而不知道保护，缺少进取奋斗的精神。
当然了，不太懂不意味着不懂，不怎么团结也不意味着完全不团结，缺少扩张进取的精神，也不代表完全没有。
生活在南洋地区的其他族群也也有这个毛病，欧洲人也一样，也喜欢内斗，人类的本质差得并不太多。
之所以华人群体会被数次屠戮而无法有效反击，还是因为海外华人缺少组织，缺少能够组织大家的组织意识和有效的组织方法。
所以面对其他地方政权和殖民者团体的时候，就被他们用更加有效或者先进的组织形式打败了。
而这个状况，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经济因素。
宋朝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就是国家层面的二级或者三级行政建制，以及更基层的宗族社会，到了明清更是如此。
所以脱离了国家这一最大的组织之后，外出的海外华人所知晓、接触和实践过的最多的组织形式，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形式。
尤其是外出主力所在地的两广、福建地区的居民，因为土地兼并剧烈、土地数量少、人口激增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宗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团体互相争夺生存资源成为常态，贯穿他们的一生。
所以到了海外，大家还是自然而然的以宗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来抱团。
这一组织形式能够团结的人很少，缺少足够的号召力。
人少，就没有足够的战斗力，更容易爆发内乱，而更不容易团结对抗外辱，很容易被外敌各个击破，组织效率十分低下。
这个时候，以这种宗族方式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海外华人面对南洋的国家或者部落政权的时候，是不占优势的，面对海外殖民者以金钱利益为纽带的公司式的组织形式，就更加落入颓势了。
看似人多，然而华人组织形式的动员效率之低是难以想象的，不同组织之间别说协同作战，不互相拆台、背后捅一刀就算不错了，哪里还能互相协作一致对外呢？
其实如果这个时代的海外华人还能保留宋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的话，情况或许还会好一些。
可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十国的残酷修罗场，遂以律法形式禁止民间习武，尤其是唐末大乱的发源地河北地区，习武相当于犯罪，管控尤其严厉，遂彻底终结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一千余年的民间习武风俗。
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形式以北宋为分水岭，宋之前和宋之后是大有不同的两种存在形式。
宋之前的人们的生活颇类秦制，民间多有耕战结合的风俗，人多尚武，乐于习武，保留有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古老习俗，且人多有产，具备一定的自发组织意识和战斗能量。
宋之后，禁武令下，民间社会的生活风俗完全更改，人多崇文，不习武，且由于土地制度的变更，传统生活形式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人地矛盾加剧，流民大规模出现，人口迁移成为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各地无产流民往往聚集于各大经济繁荣的中心城市讨生活，使得城市人口数量大增，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也由此诞生了另外一个著名的存在——江湖。
所以宋以后的社会更像是一种游民社会，而非有组织性的集体社会。
游民社会的形成降低了社会基层的组织度，使得社会基层对抗国家权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这在无形之中也契合了王朝统治者们“弱民”的需求，皇权的力量开始大大增加。
统治者才不希望民间出现强有力的组织形式能够对抗皇权。
也是由此开始，在人地矛盾的威胁之下，出海谋生成为了无产流民们的另外一种选择。
可这些缺少文化素养、武学素养、主人翁意识的海外流民们，又能在他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做出什么改变呢？
他们没有前后眼，所能看到的只有眼前，吃饱都困难的前提下，还谈什么其他的呢？
没有接受过相关组织形式的教育的前提下，能够自发形成组织意识并且开创新的组织形式展开实践，那是一种天降猛男的能力，一般人是不具备的。
在没有欧洲殖民者的前提下，因为南洋土著本身拉跨的生产力，依靠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尽管缺少组织度，但海外华人尚且能与之抗衡，可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平衡。
但是欧洲殖民者来了之后，瞬间打破了这种平衡。
他们依靠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组织形式，将华人和南洋土著一起降维打击了，打得华人和土著们趴在地上起不来，想反抗都不知道从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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