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曾右手的是文人四位: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容闳。
右手第一人是李鸿章,虽然比左宗棠年轻,但是因为是老曾的学生,所以文人推他为首。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桉徽河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河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早年李鸿章进北经求学,拜多位名人为师。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瑚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颓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曾国藩增加的这一条,实际是最关键的。没有这一条,前面的义理、辞章、考据作得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不用在现实世界中,等于前面的都是无用功。而且没有实践的检查,到底前面的对不对,也无从得知。
为了经世致用的目的,而研究义理、辞章、考据,也为这样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实际也为这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实,到底这样的致力于经世致用对不对,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徒的成功经历中便可一目了然了。
那些义理、辞章、考据学问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们都被历史湮没得杳无痕迹。
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依然时常被后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别提当时那种依靠经世致用的良好发挥导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他那时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后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他回河肥一带募勇。
李鸿章虽然不是湘籍,却与曾国藩谊属师生,所以一同被邀参与这重要筹谋。
在李鸿章下首的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
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后转而留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昌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瑚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
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昌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3月,左宗棠又应瑚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瑚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
其时,清王朝在瑚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昌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
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