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赵主父向鹖冠子请教了诸多治国之策，鹖冠子皆逐一给予意见，而蒙仲亦在旁认真倾听。
迄今为止，蒙仲已经了解了不少治国方面的思想主张，比如道家的“无为”思想，杨朱派的“贵我”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以及今日鹖冠子所讲述的“法制度而治”思想，在他看来，这些思想主张中就数鹖冠子的“法制度而治”的思想最契合实际，也最完善。
相比之下，杨朱派的“贵我”会让人变得更加“自利”——哪怕此学派其实也提倡不侵害他人的利益；而孟子的“仁政”思想，虽然好归好，但仍然没有具体如何施行的章程，单凭“井田制”这种过时的国家体制，是不足以支撑起“仁政”的——被宋国覆亡的滕国，就是最佳的例子。
唯独鹖冠子的“法制度而治”思想。
只不过，鹖冠子的这个思想主张，真的是与法家思想非常相似，不同点仅在于，鹖冠子的思想主张，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无为而治”，不像法家的最终目的是“变法图强”——两者的最终侧重点不同。
当晚在鹖冠子结束他思想主张的讲述时，夜色已深，于是在此之后蒙仲只是简单向赵主父禀报了「已从阳文君赵豹率下挑选了五百名士卒」这件事，而赵主父，也因为与鹖冠子、蒙仲、庞煖几人边喝酒边探讨治国之策而喝地大醉，没有细问此事。
晚上回到住处后，蒙仲就着灯火，将鹖冠子的思想主张记载在竹简上，向以往那样一式三份，准备托人送到庄子、孟子、惠盎三人手中，听听这三位对此的评价。
其实主要还是听听孟子与惠盎对此的评价，至于他的老师庄子，后者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德育之事，即如何提高世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国家政治这方面的事，庄子是从来不感兴趣的。
而蒙仲在明知此事的情况下仍然给庄子写信，也只是为了告诉老师他在赵国的所见所闻，仅此而已。
次日，蒙仲早早起来向赵主父辞别，准备前往阳文君赵豹的军营，训练那五百名士卒。
而这会儿，赵主父想来也已收到了相关禀报，知晓了蒙仲昨日降服那五百名士卒的过程，并就此事给予了蒙仲很高的评价。
他笑着对蒙仲说道：“我原以为那五千枚布币是为了收买那五百名士卒，却不曾想，你竟收买到了兵心。”
不得不说，那日赵主父对于「能用金钱收买的士卒是否值得信赖」一事仍抱持怀疑，却没想到，蒙仲的手段比他预料的更高明，直接“买”到了那五百名士卒的心，还顺便为信卫军上下竖立了最初的信任。
这使愈发器重蒙仲。
在向赵主父告辞后，蒙仲带着蒙虎、蒙遂等人回到了阳文君赵豹的军营，与留宿在那座军营的乐毅等人汇合，共同探讨接下来的事物。
士卒的问题解决了，驻军兵营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商量对那五百名士卒的兵种调整，以及相应的练兵方法。
所谓兵种调整，顾名思义，即调整军中各兵种的比例，这其中也涉及到很多因素。
比如蒙虎，他就主张战车队，即将五百名士卒全部打造成战车队，以三名甲士同乘一架战车来算，约需要一百六十余架战车。
必须得承认，假如按照蒙虎所建议的方式打造成“战车队”，这五百名甲士将非常具有攻击力，哪怕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十倍的一般步卒或许也不在话下。
但弱点也很明显：缺乏远距离打击能力，可能敌军的一波箭雨，就能让其损失过重。
继蒙虎之后，蒙遂建议改造成骑兵。
在此时的中原境内，骑兵仍然是赵国独有的兵种，与战车相比，具有速度更快、机动力更高的优点，尤其是在经过「骑射」训练后的骑兵，其实也覆盖了“弓骑”的能力。
但同样的，骑兵的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骑兵造价太高。
在正常编制下，一名骑兵需配两匹战马，交换骑乘，以便始终有一匹战马保持充沛的体力，而战马属于非常珍贵的战争物资，需要经过多年的饲养、挑选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驯养，并不是说随便什么野马套上缰绳就能当成战马用——那种未经人工驯服的马，在战场上必定会葬送骑兵的性命。
其次，骑兵的训练太艰难。
在没有双边马镫与马鞍这些马具的情况下，一名骑兵需要经过数年的训练，才能掌握熟练的骑术，然而，葬送一名骑兵却只需要一支箭矢。
这也正是骑兵暂时还无法作为战场主力的原因，因为它的防御能力太薄弱，无法抵挡弓弩之类的武器。
至于第三点，那就是骑兵不擅于攻城、守城，信卫既然作为赵主父的近卫，那么，它必须具备抵御外敌的防守能力，而骑兵的防守能力却非常薄弱——在非战略视角。
“步弩混合吧。”
在思考再三后，蒙仲向一干小伙伴说出他的考量。
步，即步卒，很好理解，鉴于所使用兵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戟兵、戈兵等等，主要以长兵器为主。
而弩，即指手持弩机的弩兵。
早些年韩国就已研制出了单兵可以使用的弩机，此后迅速被中原诸国所效仿，成为比弓更可怕的远程杀伤武器，虽然在射程上并不如弓具，但在几十丈范围内中等距离下，弩机的杀伤力非常可观，军队制式的牛皮甲胄，根本挡不住这种武器。
其次，弩兵的相关训练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