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的本质是王权战胜了神权！”660说的很坚决。
姬周部族和殷商的矛盾由来已久，随着姬周部族的日益壮大，周成为西方诸侯之长，这终于引起了商代统治者的警觉，最终，季历被商王文丁软禁绝食而死。季历的死并没有打断姬周的发展势头，相反，他的儿子姬昌在各地网罗人才，明德慎罚，重视生产，姬周有实力不断蚕食殷商的诸侯国。
双方在牧野展开对决。不料，那些奴隶及战俘纷纷倒戈，引领着周武王的军队冲入城中，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在他往日寻欢作乐的鹿台自焚而亡。自此，商朝灭亡，大周兴起。
周代商，是一起寻常的朝代更迭，但是，这里面的历史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
当年，周文王被商纣王拘役于羑里的时候，将《易经》推演为六十四卦，这一成就，使周朝蒙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两年后，灭商时机来临，按照惯例，战前必然要占卜，连占三次，皆为大凶。姜子牙劝谏道，“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号召天下诸侯共讨纣王。
行军过程依然充满了“凶兆”，比如共头崩塌、旗杆折断等，皆被姜子牙及武王以众望所归、天命难违为由“糊弄”过去。
到了朝歌城外的牧野，五万对十七万，兵力悬殊，且天气恶劣，在这种“大凶”征兆下，“天命”果然取得了胜利。
因此，周代商，这其实是一个对抗殷商“占卜”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人心向背、拥护天命的经历。这对于周代传统哲学观的创建提供了现实依据。
公元前638年，曾经的前朝子民------宋襄公与楚成王为争夺中原霸权，宋楚两军在泓水遭遇。早已列好阵势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刚渡河、半渡之时、上岸未稳予以攻击。但打着“仁义”旗号的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准备好才发起冲击。
其实，宋襄公的这一系列操作，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军礼”的。
周代商后，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推出了“礼乐”制度，根据《周礼·春官》记载，其内容主要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三千年前就是礼仪之邦了。
严格说来，这些礼仪不是周代所创，它们在殷商甚至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在周代形成了一个独立运作的体系。这些“礼乐”，其实就是对人们行为规则的一些定义，它的本质目的是周代统治者出于治理社会的现实需要，因此，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周礼是划分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准。
举个例子，天子和诸侯的祭祀，其祭品就不同，饮食亦是差距巨大。天子可以每天吃羊肉，诸侯只能逢初一十五。
商代统治者凡事皆问神，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商朝政权本质是一种宗教和神权的结合体。周代商后，打破了****这一传统，虽然周代统治者依然会占卜，但他们不会完全决断于占卜，而是会根据实际形势作出判断，而周礼体系的推出，正好填补了宗教、神权的缺位。（摘自《武王伐纣，绝非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它打破的是宗教神权结合体》）
周武革命，打破了商朝天命永固的政权观念，证明了“天命无常”的天命观。商朝贵族往往强调殷商贵族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诗经、商颂》载：“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肆宣传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过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但后来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资大国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归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周提出“以德配天”的口号，即是为取代商朝制造舆论，也是对神权法的动摇。
周武革命，标志着中国“尊天事鬼”或“尊天事神”的文化开始转变了为“尊天事人”的思想，为周朝的仁政、民本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转型。范文澜先生认为“夏商之间的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因此，周武革命，不仅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还是一场文化上的革新，这就是周人宣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武王伐纣：不仅是改朝换代，还是中国文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