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已有言在先，在没有真凭实据的前提下不会将此事扩大到王允身上，所以杨众在此当面提及此事，暗示宣璠嫌疑，无非是说给刘艾听的。
刘艾与王允关系亲密，若是能从他的口中得到什么蛛丝马迹让杨众借题发挥那就最好，若是不能，也可借刘艾之口传告王允，依王允的政治怪癖，以及对待张喜的先例，廷尉宣璠说不定又是一枚弃子。
此事一旦闹大，无论王允对宣璠是放弃也好、力保也罢，都会对王允的名声造成一定损害，到那个时候舆情汹汹，就算是皇帝无意如此，也不能等闲视之。
皇帝也不答话，示意刘艾先说：“陛下，臣愚以为此事不可大肆声张，如今李傕、郭汜等人拥众四万盘踞陕县，其人非坐而待亡之辈，见朝廷迟迟未发赦诏，难免不会铤而走险，酿出祸端。再加上关中凉州将校、朝中董卓余部因近日‘杀尽凉州人’的传言而人心不稳，此时再兴大狱，逐一过府，岂不是表明朝廷对其的不信任？若是有旁人挑唆，关中必将大乱以应李傕、朝廷亦将自绝于凉州，此殊不可为也。”
“你说得对。”皇帝沉默良久，从榻上站了起来，负手在背，四处走动，缓缓言道：“此事关系重大，又正处非常之时，不能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所以此事只能有审案人等、以及你我得知，若是事情传到他人之耳，可别怪我不讲情分。”
杨众、刘艾俱是一凛，纷纷拜服称是。
跟杨众的心有不甘比起来，刘艾却是大松了一口气，皇帝不愿在此事追究下去，将事态扩大化虽然多半是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但还是不可否认其对王允的一丝回护之意，看来王允还是在皇帝心里有一定分量的，两者之间的斗争或许没必要到你死我活的那个地步。
“杨众，你带我的话去一趟廷尉府，传告宣璠与法衍。”皇帝点到，把案子定下了一个基调：“尔等即日上奏，就称该等贼子乃黄巾余孽，勾结乱兵匪徒，意图劫掠长安市民，误打误撞遇见了我微服在外，所以才会发生刺驾的事情。此事没有人暗中传递我的行踪，更没有事先定下诡计，你们私下商量好，不要说错话。”
杨众知道此事就算板上钉钉了，而且刘艾适才说的也在理，此时把事情扩大确实会把倾向朝廷的凉州人推倒李傕阵营里去。
在想清楚之后，杨众将其藏在心里，以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拿出去，到时没准还是压垮王允的最后一根稻草。
“尔等既已定罪，便挑选时日，将该等贼人处死，至于那青牛角，我会让京兆尹等人暗中查访，你们就不要声张了。”
皇帝这厢定好决议，只言刺驾一案乃黄巾余孽偶然发作，但对于黄巾为何不去东西市，反而要跑去北焕里劫掠市民并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朝中众人心里对廷尉宣璠与谒者仆射杨众、廷尉正法衍三人联名上奏的内容都表示将信将疑。
在这种时候，依王允的个性，见到如此含糊不清的奏疏，少说也得上奏谏言，比如将负责审案的法衍斥责一番，再不济也得占据道义劝皇帝收敛行踪。
可是王允一直保持沉默，兴许是刘艾当日过府与其长谈起了作用，或许是因为陕县传来的事情，让这位司徒录尚书事焦头烂额，无法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