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要去镇上买鞭炮，批发街要比村里便宜。
下午的时候，房长安正在院子溜达着里面看书，房禄生推开院门进来，笑着招呼，又进屋与房禄军说话，房长安在院子里也听着。
房禄生先是寒暄客套，像是有什么话不大方便说的样子，好一会儿才提起正事，是催房禄军打牌欠的钱方不方便还。
房禄军出去三个月，挣了两千多块钱，期间往家里寄了有七八百，花了八百多买电视，又把打工前从老爷子那里借的钱还了，手头并没有剩下多少钱，接下来要过年，还要准备三个孩子的学费，给不出钱。
他们牌桌上借的钱，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尽量不让家人知道，房禄生走后，房禄军的心情明显就不大好，看了会电视，就溜达着出来了，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进屋去找从容，问家里还有多少钱。
房长安听见老妈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你欠了他多少钱？”
如果房禄生不来这一趟，从容这么问房禄军大概是不会承认欠赌债的，这会儿也是沉默了一会儿，才用不在意的语气说道：“一千多，不到一千五。”
房长安知道老爸肯定没说实话，欠的肯定比这个多，但压缩到一千多，说明顶天也就三千，远远达不到前世房禄生说的八九千的程度。
他站在院中没有说话。
随即听见老妈低声道：“家里没钱了，有几百，我留着明年给长安他们三个的学费。”
似乎迟疑了一下，又说道：“长安之前在镇上卖包子，后来他班主任的老公不是用这个法子做生意了嘛，给了两千块钱，长安给了我五百，还有一千五在他老师那里，让人家帮忙买了股票，你要是要还，让长安跟他班主任说说。”
房禄军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道：“什么生意？”
“就是专门给学生送包子，卖早饭，人家觉得是长安想出来的注意，觉得不好意思。”
房禄军不满地道：“那也不能要人家的钱啊。”
从容道：“人家赚的比这个多，不用你替人家操心。”
房禄军一下子恼火起来，提高了声音怒道：“哪有这样拿人家的钱的？这成什么了？给人家还回去！”
“成什么了？你说成什么了？”
从容本就因为房禄军欠赌债的事情心里憋着气，见他发火，也跟着恼了，“这是长安想出来的主意，人家靠这个赚了钱，说起来谁亏了谁赚了？没有这些钱，他连明年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
“他爹还没死呢！我砸锅卖铁也把他学费给他凑出来，能少了他的怎么着？啊？我还没死呢，用不着我儿子拿别人家的钱！”
房禄军其实并非接受不了“对方占用了发财的主意而给钱”的逻辑，而是他本身脆弱而敏感的作为父亲的自尊难以接受，加上因为房禄生来催债，本身也觉得羞恼，两件事情一激，恼羞成怒，习惯性地用吵架来发泄情绪。
房长安正要过去劝架，东屋又听妹妹喊道：“大哥，你的电话！墨墨姐姐又找你！”
房长安有点奇怪，不过还是走过去接电话，这个过程中听到西屋爸妈的吵架声都停了下来。
“喂？”
“房长安，我跟爷爷和叔叔他们说了，他们都同意了，让那个常叔叔去上电视。”
沈墨语气透着一股轻松和喜悦的味道，显然原本爷爷跟叔叔吵架，她也觉得烦恼。
房长安笑道：“这是好事啊。”
“嗯，我也觉得，你好厉害啊。”
“我又没做什么。”
房长安曾听常超提起过沈葆国和常超之间的过节，并非什么大事，立场、意见不同，加上常超年轻气盛，与沈葆国发生了争执。
两年前常超有过一次升任所长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县里考虑到他性格不够稳重，难以处理好与镇上关系，就搁置了。
沈葆国对几年前的一次小冲突未必会耿耿于怀，但时日一久，不论他是否在意，只要没有表态，在旁人眼里就是隔阂。
常超找沈诚言，或许就有这这方面的缘故，而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沈诚言对常超印象大为改观。
另一方面，沈墨的大姨，很可能就是她舅舅的姐姐或者妹妹，而且是市电视台的，人家要来采访，又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是当场抓获了歹徒，完全可以忽略“有人抢劫”而只宣传正面的积极意义，沈葆国没有理由拒绝。
一旦常超以“当场抓获歹徒”的英雄形象出现在电视台，对他个人而言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沈葆国一把年纪，不会不懂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哪怕退一步说，示恩于人这种小手段，他绝对不需要人教的。
如此一来，双方握手言欢，怎么看称得上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情，再往大了说，对市里、镇上，乃至于学校，都是有正面宣传意义的。
房长安对于人情世故多少有一些了解，想明白这些，并不意外沈葆国会同意让常超露脸的事情，笑了笑又问：“你打电话来就跟我说这个吗？”
“嗯。”小姑娘在那边点了点头，“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报纸的记者，那个记者说，希望给你做一次文字采访，你要是不愿意被人知道，可以不用真名，问问你愿不愿意。”
“如果我接受的话，你也来嘛？”
“来呀，我还没见人采访过呢。”小姑娘语气颇为兴奋。
房长安笑道：“那行，我接受。”
“真的？”
“我骗过你吗？”
“嗯……现在还没有。”
小姑娘因为他的态度而感到开心，故意想了一会儿才回答，随即欢喜地道：“那我先挂啦，马上就过去。”
“好，我在家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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