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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当以法家为重,儒为外衣

《韩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榷》(扬权))。

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子·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子·主道》)。

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子·显学》)。

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子·问田》),“以法为教”(《韩子·五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子·有度》)。

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子·心度》)。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子·八奸》《韩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同时韩非子主张变法,认为历史一直在变化,应当顺应时代革新。

对于刘元昭来说这时候提前搞min主是不可行的,如今宗族横行,只会让宗族势力崛起,形成世家,不可取。

在如今这个消息流传速度缓慢的时代,一个强权专制的中央朝廷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像现代一般,还需要一个时间去过度,变化,从封建到资本到共,这之间有思想的进步,以及科技,经济,民生的发展。

一切艺术起源于现实生活,以前奴隶制社会,历经春秋战国,步入封建社会,便是整个社会已经有了变化,现有的制度不再适合,被淘汰。

刘元昭转身说道:“让人去搜集《韩非子》,我明日开始学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直盯着眼前的三个文官。

罗家宇回道:“将军放心,属下尽快搜集。”

张一英拱手道:“将军,下官愿意为将军解惑。”

刘元昭点头道:“好,那么下去准备表彰大会,我要为这次的有功之士大加奖赏。

吩咐工匠,用金银铜打造勋章,第一等国士勋章,第二等光复勋章,第三等宝鼎勋章,第四等忠义勋章,第五等奋勇勋章。

明日奖赏给士兵们的勋章,就四五等吧,为铜质勋章。就这么安排吧。以后将为定制,你们可以商议一番,届时与我诉说,完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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